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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件大事不枉此生
——追忆陈吉余院士关于浦东国际机场东移与青草沙取水工程的建议
发布日期:2019-09-24 来源:九三学社上海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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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吉余,河口海岸学家,江苏省灌云县人,1921年出生,2017年11月28日在上海逝世。194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1947年浙江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6年被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河口海岸理论应用于工程实践的主要开拓者,在河口治理、海岸工程、围海工程、沿海港口发展、洪涝灾害防治以及水利电力工程环境、都市给排水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卓越的成就。他所倡导和参与的“全国海岸带及滩涂资源综合调查”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先后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二等奖18项,还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等。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近70载的教学、研究生涯中,陈吉余为我国的海岸工程、河口治理、都市给排水工程等项目究竟出过多少有价值的点子,已经很难统计,一些几经波折的金点子,经他锲而不舍地力荐终成“金果”的实例被传为美谈。

为浦东国际机场选址呕心沥血

就说上海人引以自豪的浦东国际机场吧。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上海亟须建设一座现代化航空港,以推动上海及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1990年初,上海市有关部门经过筹划论证,决定把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建在当时的川沙城厢东部。陈吉余凭着多年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以及职业敏感性,觉得把机场建造在海堤之内并不是一个好方案,为何不把它建在东边的滩涂上呢?借鉴国外、境外经验,纽约肯尼迪机场建造在海滨沼泽,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大阪关西机场建造在海岸外水滩上,还有香港、澳门的机场都是在大海中填的飞机跑道,不都很成功吗?为什么我们非得征用海堤内异常珍贵的“熟地”来建造机场呢?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和严密的论证,1990年12月20日,陈吉余向上海市科协提交了《将上海国际机场建造在海堤之外潮滩上的建议》并转呈市有关领导。由于当时建造浦东国际机场尚停留在蓝图上,他的建议被暂时搁置了。1995年,浦东国际机场建设工程摆上领导议事日程,但陈吉余的建议并未被采纳。他闻讯心急如焚,连夜挥笔疾书,给时任上海市长徐匡迪写信。是年8月31日陈吉余再次提出《关于浦东国际机场建造在沿海滩涂上的建议》,连信件一并送交徐匡迪市长。大约过了不到10天,机场筹建指挥部打电话给陈吉余,说徐匡迪市长同意了他的这个建议,约他前去谈事。见面的时候,机场筹建指挥部的同志再次征询陈吉余,浦东国际机场应该建在哪里?怎么建?陈吉余打开话匣子:首先,上海的土地紧缺,如果把这个机场建在海堤内,就要征用许多“熟地”,但是如果建在海堤之外呢,则不需要,同时对居民亦不必进行动拆迁;其次,如果机场建在海堤外,飞机起飞与降落时,不会受高层建筑的限制与影响;再者,飞机起降时噪声比较大,如果把机场建在海堤外,就可以避免或减少噪声的影响。同时还应该如何借鉴国际经验……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陈吉余的建议终于被采纳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向海边平移700米,此举节约耕地7488亩,减少了大量征地,原来影响到1万居民动拆迁的望海路保住了,机场增加面积7平方公里,通过围海促淤,还有10多平方公里土地可用于围涂造地。

当时机场建设在江边圈了8.6公里的湿地,这会不会侵占候鸟迁徙的通道,以致发生鸟撞机的事故呢?陈吉余认为开发人工河口不能只顾人而不管大自然,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为了更加完善所提的浦东国际机场东移方案,陈吉余于1996年提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生态工程建设问题,亲自主持“浦东国际机场东移和九段沙生态工程研究”项目,并与助手们通过对机场周围10公里的地貌、水文气象、植被、鸟饵和生态等诸方面的勘察与分析,组织了一个种青的生态引鸟研究团队到九段沙进行研究,并完成了研究报告。1998年,他把研究报告提交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建设指挥部。

由于实施了这一生态工程,九段沙生态工程种植区内,芦苇等植物以每年127.3公顷的速度向外扩散,候鸟饵料逐年增长,每年的迁徙期,70%以上原栖息在长江南岸的候鸟移至九段沙种青区外缘。为鸟类营造了新的栖息地,也确保了浦东国际机场的安全营运。浦东国际机场是同时成功进行生态工程的第一个实例,也成了全球沿海新建机场3年内没有鸟撞记录的机场。该项目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丰富和发展了河口海岸工程学的理论与实践。为此,《浦东国际机场东移和九段沙生态工程研究》获得1999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009年,陈吉余在一次访谈中说道:“对上海的许多建设我都比较关注,包括浦东国际机场,上海的事情我是义不容辞,我是社会的人,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如果我不管的话,对不起社会,对不起自己的责任。”“一辈子能为国家和人民做成这样一件大好事,我不枉此生了。”银发飘然,陈吉余笑得好坦然。

让上海人民喝上干净的长江水

要说陈吉余平生得意的金点子,还当推他在都市给排水工程方面的杰出贡献。为解决上海市的供水问题,他对黄浦江的供水条件进行了系统研究,率先提出利用青草沙修建江心水库,用地下管道把洁净的水输送到浦东的建议,并做出水库和管道工程的初步设计方案,2011年青草沙水源地项目正式启用,1300万上海居民从中受益。

陈吉余说:“青草沙水库工程的提出,实际上就是解决了上海的淡水资源问题。淡水资源在上海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业化进程加快,人口不断增加,水质就呈现下降的趋势。到20世纪50年代,苏州河就没有鱼了。到60年代,因黄浦江污染日益严重,江内也没有鱼了。相当多的污水被排入黄浦江中,因而自来水厂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来净化水质。显然,上海的水质是城市发展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上海完成黄浦江水源引水上移的工程,在吴泾对面建造了泵站,解决了浦东地区的供水问题。后来,由于黄浦江的污染问题逐年加剧,市有关部门决定把黄浦江的取水口继续上移,打算选址金山石化大铁桥附近。然而,受污染的水由于受自然规律的影响,是要不停地回荡的,最终还是会回荡到闵行区,甚至临近金山大铁桥的取水区。

1989年,上海市科协成立了一个高级顾问委员会,由李国豪院士担任顾问委员会的组长,翁史烈、陈吉余等专家担任委员。这个高级顾问委员会当时是围绕如何解决上海的水资源问题而成立的。在金山大铁桥附近取水,是源自于淀山湖、源自于黄浦江上游,遗憾的是,淀山湖已经出现污染的状况,金山大铁桥附近的水质发现致突变性的物质。为此,陈吉余等专家一致认为:应向长江取水。然而,这一想法与当时市里主管部门已经确定到黄浦江金山大铁桥附近取水的方案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1990年春节之后,上海市人大召集500人参加的会议,市科协高级顾问委员会决定由翁史烈、马元良和陈吉余去向人大作汇报。陈吉余事后回忆说,当时他们准备使用投影仪,但最终因故却未能使用,也没有让他们使用扩音器。无奈之下,陈吉余只得声嘶力竭地讲了15分钟。他提出黄浦江水量不是很大,水质已经受到污染并且淀山湖水质的污染不受上海方面控制,兄弟省市也都要排污进来。此时,支持从金山大铁桥附近取水的人士以非常严厉的口吻对陈吉余他们的观点进行批评。4月,最终有关方面还是通过了从金山大铁桥引水的方案。此时,市科协的很多学会都认为运用这个被通过的方案来取水,水质会很差,黄浦江的污水会回荡到取水口,有关部门花费那么多的经费,最终上海市民还得用脏水,于是组织了7个学会,其中有环保学会、水利学会等,从4月20日开始,一连开了3天会议。第三天下午,陈吉余发言,他坚定地提出自己的一个重要论断:“干净水源何处寻,长江河口江心求”。他说:“干净的水只有到长江的江心去找,长江河口江心有一个青草沙,可以在那个地方,依托长兴岛建造一个水库,然后用管道过江,就可以取到长江江心的水,那我们就可以喝到干净的水了。”陈吉余为此写了专题文章,1991年,中国科协在北京开年会,陈吉余作为上海代表在大会上作报告,宣读了文章内容,他再次重申了上海必须放弃在黄浦江上游引水,需要到长江口的江心建造水库。他还用英文将专题文章发表在《海洋与湖沼》学报上。这场关于水源地的争议一直延续到1992年初,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徐匡迪代表市政府宣布:上海市科协第二届高级顾问委员会成立。他同时宣布,事实证明,市科协高级顾问委员会提出的“黄浦江上游引水水质不行,应向长江引水的建议”是正确的。陈吉余他们的建议终于被采纳了。

2003年,陈吉余建议市政府修建南汇东滩没冒沙水库,经市政府批准立项。2005年,他就青草沙和没冒沙水库建设的问题提出“两库并存,多库联动”的建议。经过反复论证与实地考察,尤其是在比较了青草沙与没冒沙两者之间的差异之后,陈吉余认为水库率先建设在长兴岛的青草沙更为理想,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然而,作为河口城市,面临的是咸淡水交替的河段,在枯水季节,咸水入侵会严重地威胁上海城市的生活用水,这是一个绕不开的现实问题。

2006年,陈吉余向市领导建议就“长江特枯水情对上海供水安全影响”进行调查研究,获得批准立项及有关业务部门的支持。2010年初,他主持召开了“长江流域水资源综合调度及其对河口水安全影响研讨会”。会上,他向上海市、长江流域有关部门以及中国工程院提出《关于长江流域水资源综合调度及河口水保障的建议》。同年,他致函市政府,提出《为应对长江流域蓄、提、引、调的复杂水情对河口的影响,亟须组织开展长江河口系统监测和综合研究的建议》。

一个面积达70平方公里的青草沙水库建成后,以优良的长江水解决了上海大半个市区的供水问题。但陈吉余依然认为,它还有许多问题必须研究,随时要监测咸水入侵或海水倒灌问题,要研究长江流域来水、来沙对长江口的影响,要研究海平面上升对长江口的影响。另外,水源地的管理问题,水源地不能受到附近污染的影响,我们要关注长江的污染……他的这些话是多么睿智,多么具有远见卓识。正如陈吉余自己所说的“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搞研究就是为了解决国家的实际问题”。他的学生说,陈老不仅一生治学求真,而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也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用理论推动实践。

“在科学的道路上,永远要讲真话”。这就是陈吉余院士毕生的信条。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  作者:宓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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