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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农学院九三学社社员寻踪
发布日期:2019-12-23 来源:民主与科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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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农学院从1940年设立,到1952年因院系调整迁往外地,只有短短的12年,但其所拥有的九三学社社员,却占了当时整个复旦支社社员人数的30%以上。本文所要简要叙述的,就是曾经在复旦大学农学院工作过的那群九三人。

2015年5月8-9日,我趁赴京出差的机会专门多留了两天,前往九三学社中央查阅上世纪50年代的《九三社讯》,在翻阅过程中一条很不起眼的“社员动态”突然跳入眼帘:“钟俊麟、陈恩凤、徐天锡、毛宗良、赵仁镕、蔡希岳、龚畿道、马世均、谭其猛、曹诚英等十同志随上海复旦大学农学院迁沈阳。”(《九三社讯》1952年第9-10期合刊,第71页)因为多年来我一直在收集九三学社复旦大学基层组织的资料,查过不少档案及相关文献,但这资料我是第一次看到,当时真是感到好一阵激动。九三学社复旦大学支社是当时上海九三学社最大的一个基层组织,但如果不算农学院这10名社员,全校也才22名社员。由此可见,农学院的这批社员在当时九三学社复旦大学支社的确是很大的一支力量。

1952年复旦大学共有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财经学院(此前叫“商学院”)和农学院五大学院,但农学院的九三学社社员大约占了复旦支社的30%。农学院当时共有教职工44人,九三学社社员超过农学院全院教职工的20%(还不算这之前就已加入九三学社但我当时并不知道的严家显,以及之后在别处加入九三学社的另外3位教师,如都算上,那就超过30%了)。农学院下设三个系,院长为钟俊麟,农艺系主任为陈恩凤,园艺系主任为毛宗良,农化系主任为王泽农,其中前三位当时都是九三学社社员,王泽农后来在安徽加入九三学社,是安徽省九三学社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首任主委。另外谭其猛还是直属复旦大学校部的农场主任。当年钟俊麟、陈恩凤、毛宗良、徐天锡、曹诚英、赵仁镕都是教授,龚畿道、谭其猛是副教授(两人都已拟提教授,因院系调整而缓提),马世均、蔡希岳是讲师。沈阳农业大学上世纪50年代评出3名一级教授,全是从复旦大学过去的九三人,他们是陈恩凤、毛宗良和章守玉(后者到沈阳后不久加入九三学社)。在1951年12月8日九三学社复旦大学支社成立时,除了王恒守任总干事(当时不称“主委”)、陆景一任秘书干事外,农学院的陈恩凤任组织干事,后来钟俊麟也担任了第一届支社的学习干事,也就是说,支社的四位负责人中两位来自农学院。钟俊麟、陈恩凤到沈阳之后不久,就奉九三学社中央令与严济慈一起筹备成立沈阳分社(即今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陈恩凤后来担任了首任主委。这些材料证明,当年复旦大学农学院九三学社社员力量之强。这激发了我对复旦农学院这些九三社员的研究兴趣,千方百计寻找有关这些社员的材料。

2019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钟俊麟写于1952年1月的一份材料。上面写道,他于1946年8月到复旦大学农学院任教授,介绍人是时任复旦农学院院长严家显,并注明严家显是九三学社社员。2018年,我曾花了一年的业余时间,依据当时掌握的一份原始材料(材料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经过不同的年份更新),整理出一份从九三学社创立到“文革”前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共计1572名社员的名单。在那份名单中没有严家显的名字,后来询问过社中央相关同志,也说在相关社员名册中找不到严家显名字。经我几个月来多方、不懈、艰苦的努力,总算确认了严家显的九三学社社员身份,并且确认了他是在复旦大学农学院工作时加入九三学社的。严家显教授是福建省立农学院(今福建农林大学)首任校长,后任复旦大学农学院院长,1951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成立后调任该院研究员(同时继续兼任复旦大学农学院教授),参与该院筹建和准备赴朝收集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打细菌战的罪证,但不幸因患胃癌于1952年3月英年早逝。他是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隽琪的父亲。关于严家显,有很多故事可写、值得好好地写,以后另撰专文介绍。这里只将我从《九三社讯》中找到的一篇以社中央名义(当时称“总社”)发表的《悼严家显同志》全文抄录如下(在当年的《九三社讯》中很少有这类文章):

我社社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兼昆虫室主任严家显同志,不幸患胃癌症于三月十七日下午九时在上海病逝。上海分社同志于得悉噩耗后深为哀悼,立即派员前往慰问严同志家属,并将此一不幸消息连同严同志生平事迹报告总社。总社于得讯后,立即发致严同志家属王祖寿同志一封慰问信,信中说:“顷接上海分社函报严家显同志不幸于三月十七日在上海病逝,不胜惊悼。现在美帝国主义正在朝鲜及东北等地疯狂的撒布细菌毒虫,严同志是昆虫学家,正是祖国最需要他的时候。今不幸赍志而没,不仅是本社和文教科学界的损失,也是人民的损失!我们谨致以最沉痛的哀悼,并向您致唁。”(《九三社讯》1952年第4期)

当时在复旦大学农学院工作、以后加入九三学社的,除了前面提到的章守玉、王泽农两位教授,还有一位后来留在复旦大学化学系工作的吴钧和教授(时为复旦农学院农化系教授)。此外,抗战时期曾在复旦大学农学院前身之一复旦大学垦殖专修科任教授的秦含章,上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加入九三学社,于2019年8月15日去世,享年112岁。秦含章是我国食品工业的奠基人、酒界泰斗。

2019年7月,我在上海市档案馆查档,将在复旦1952年及之前入社的农学院这批教授(当年是副教授、讲师的后来也都成了教授)入社的时间及介绍人也基本上查清楚了。他们之中最早入社的是陈恩凤,1949年由九三学社两位创始人卢于道、笪移今介绍入社。陈恩凤和笪移今是江苏句容同乡。钟俊麟由陈恩凤、卢于道介绍入社,1951年6月2日上海分社通过,6月11日总社批复批准;严家显由卢于道、陈恩凤介绍入社,1951年8月11日上海分社通过,8月20日总社批复批准。严家显、钟俊麟先后担任农学院院长,卢于道任理学院院长,他们常在复旦大学校务会议上碰头,很相熟。徐天锡入社,1951年10月13日分社通过,11月12日前总社批准。毛宗良、蔡希岳入社,1952年1月13日上海分社通过;赵仁镕入社,1952年1月28日上海分社通过。因开展三反运动,社员发展工作一度暂停,直到6月22日分社才得知总社批准了上述3人的入社申请。龚畿道入社,1952年7月20日上海分社通过;马世均、谭其猛入社,1952年8月10日上海分社通过。以上3人的入社申请于8月26日分社收到总社批复批准。曹诚英入社,1952年8月26日上海分社通过,10月12日总社批复批准,其时曹诚英已随农学院北迁沈阳,上海分社收到总社批复文件后即将其组织关系转至正在筹备中的沈阳分社。从理论上说,当年九三学社社员入社日期应从总社批准时起算,但从后文我们可以知道,实际上九三学社复旦支社和上海分社早在总社批准之前,就已将曹诚英视为社员了。

下面,因篇幅关系,我重点但也只能简略地介绍一下当年北迁沈阳的10位社员的基本情况,特别是他们当年响应国家号召、奔赴祖国北疆开展农业教育和科研的一些情况。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央决定将复旦大学农学院和当时设在哈尔滨的东北农学院合并,设立沈阳农学院(今沈阳农业大学)。复旦大学农学院当时除了三个系外,还有一个茶叶专修科,该科调整到当时的安徽大学农学院即今安徽农业大学,时任农化系主任王泽农后来随茶叶专修科调到安徽工作。当年5月,东北农业部副部长张克威(后任沈阳农学院院长)到上海复旦大学介绍情况进行动员。之后不久,复旦大学农学院院长钟俊麟在《九三社讯》上发表了《为了祖国农业建设,我们愉快地服从调配》的文章(《九三社讯》1952年第7-8期)。文章首先谈了当时国家进行院系调整的意义,然后指出:“高等教育工作者责任很大,让我们保持青春活跃的心,欢欣地迎接新事物,创造新环境,……那么我们不但能胜利地完成院系调整工作,同时也加速了经济建设,使美丽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早日到来。”文章中还说:“解放后,特别是土地改革后,新中国的农业生产大大地发展,以一九五一年来说,粮食产量已恢复到战前最高年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二点八。但这绝不是说,我们的农业生产已经能满足祖国广大人民的要求了。为了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满足祖国各方面建设的需要,我们的农业生产力还得大大地提高才行。因此,今后祖国对农业建设干部的需要是很迫切的,这就是今天摆在我们高等农业学校面前的现实问题。”“大道理,人人懂,做起来却并不容易。要做到真正为人民服务,确实要经过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的过程。……思想改造以前,我敢说,无论何人,要是你请他到祖国迫切需要的地方去,他就会左右考虑,患得患失;如果要他到边远或偏僻的地方去,那更是难上加难了。但今天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复旦农学院全体师生员工,虽不能是百分之百,至少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都已经较彻底地批判了自己的各种错误思想,每个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都增强了,一般能够首先考虑祖国的需要,努力克服个人的困难,来响应祖国的号召……这次我们农院师生一听到要迁移到沈阳去时,有一部分人曾经思想波动,但不久就搞通了,纷纷表示服从组织调配,这充分说明了思想改造的成绩。在目前,我们所考虑的是如何把迁院准备工作做好,大家都以愉快的心情等待搬家,并保证到了沈阳后,一定与他校同志团结合作,搞好教学。……我们农学院全体师生,保证愉快地到沈阳去,为办好祖国的农业教育而努力!”在复旦大学农学院北迁沈阳的过程中,九三学社社员起到了积极的骨干作用。

在1952年9月3日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出版的《庆祝社庆纪念特刊》(小报)第三版上,也发表了由龚畿道、马世均、钟俊麟、蔡希岳、赵仁镕、毛宗良、陈恩凤、徐天锡、谭其猛(谭其猛为九三学社社员、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的胞弟,这份小报上当时误将“猛”印为“骧”)、曹诚英签名的《复旦农学院全体社员保证服从统一分配》(当时曹诚英入社还未被总社批准,但就已以社员身份在这篇文章上签名了)。文章中写道:“我们都是科技工作者,过去都有相当严重的纯技术观点,由于党的教育,使我们的组织观点加强,能够争取入社。同时,通过党的领导,社的帮助,使我们在思想改造学习中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初步树立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因而我们一致要求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这次中央教育部为了密切配合工业化建设所制定的全国规模的院系调整方案是一个伟大的、正确的、及时的决定。其中规定复旦大学农学院迁往东北沈阳,建立新的、规模更大的农学院。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我们除了坚决拥护整个方案外,并保证完成任务。……因为我们认识了祖国的光明前途,也认识了自己的光明前途,所以我们都以极愉快的心情来迎接这一光荣的任务。”“兹值我社成立七周年纪念的今天,我们表示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的决心,作为对社的献礼。”

众所周知,地域性是农业科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长江以南的农业以稻麦、糖丝茶果药麻为主,复旦农学院的九三学社社员里,有著名柑橘专家钟俊麟、棉花专家曹诚英等,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位提出南北作物的差异性、特殊性,是不是可以使复旦农学院留在上海,至少留在江南?但当时的他们经过党的教育,却是坚决服从国家分配,毅然前往天气寒冷且靠近抗美援朝前线的东北。

当年复旦农学院教工及家人都一起迁往沈阳。家属中有医生、教师、职员……短短的几个月里,家属们就辞去原来的工作,为给国家节省运费,保证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的搬迁,每家每户都变卖了全部家具,只带了书、衣物和炊具。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人以工作需要为由不去沈阳,是不是自己和孩子就可以留在上海,还为去沈阳的爱人留一个回上海的机会?没有,都没有。没有人提条件,没有人讲困难,没有人要照顾,他们离开得是那么彻底。

在前面提到的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出版的《庆祝社庆纪念特刊》的第四版上,还发表了由九三学社复旦支社邵瀞容(上海分社主委卢于道夫人、复旦大学教务处注册组主任)和秦素美(复旦支社主委王恒守夫人、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两位社员撰写的《访调赴沈阳工作的社员家属》一文,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九三学社社员及其家属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北迁沈阳的情况。

邵瀞容和秦素美的文章中说,九三学社社员能够愉快地服从统一分配,“他们这种坚决的保证是和他们爱人的鼓励和积极准备分不开的。”例如徐天锡夫人林北棠说,我在思想上早已准备响应政府的号召,东北也好,西北也好,没有顾虑,现在正积极准备行装等待出发。钟俊麟、赵仁镕两位同志各有4个孩子,他们早在一个月前已请复旦同学替孩子们补习俄文理化了,“东北是五年一贯制实验中学,怕孩子们跟不上班。”妻子们专心一志在为搬家作准备。例如一位社员请赵仁镕夫人曹紫云参加九三社庆晚会时,曹说:“我真没空啊,我们人多事多,我是不能参加了,还是让我小女孩进城去玩一趟吧。”

但这并不能说她们没有经过思想的斗争,一开始就想去东北。钟俊麟夫人吕保端说:“我原来是不想去的,祖国要的是钟俊麟,没有要我吕保端,我去不去没有关系。可是后来我又想,钟俊麟可需要吕保端啊,我不去,老钟把半条心挂在家里,还说得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

社员毛宗良、陈恩凤两位教授的夫人都有孕在身,远道旅行自然感觉不方便。尤其是毛宗良夫人柏佩瑜分娩在即,而且还是养头胎,这不能说是没有顾虑的。8月28日晚邵瀞容她们去请她参加九三社庆晚会时,她正聚精会神地看“无痛分娩法”。她满面笑容地告诉邵瀞容她们:“我已主动克服困难了,我的姐姐在南京医院工作,一年原有一个月的休养假,姐姐已答应我九月份请假同去东北了,有我姐姐在旁边,即使养在车上我也不怕了。”后来,在出发前柏佩瑜顺利分娩生了一个女儿,她就是抱着这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坐火车去了沈阳。陈恩凤夫人孙琚身孕已有8个月,当时已先回南京去向她年迈的父母辞别,准备长途旅行了。谭其猛夫人也是孕妇,同样在积极做出发去沈阳的准备工作。

邵瀞容和秦素美的文章中还特别提到蔡希岳(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的内弟),他要赶紧在九月初结婚,以便和爱人徐国珍同行。有同志对徐国珍说:“这次院系调整,对你可正配合需要了,看,祖国请你俩去蜜月旅行呢。”说得徐国珍憨笑不止,她心里的愉快全在面上表达出来了。婚后不久她怀孕了,也是带着身孕踏上北行之路。

1952年9月3日,复旦大学成立了农学院院系调整大队,各个系分别成立中队。大队长为农学院院长钟俊麟(后为沈阳农学院副院长),学生洪绂曾为两名副大队长之一(洪绂曾后为沈阳农学院首届学生会主席,工作后也加入了九三学社,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第一中队长赵仁镕,第二中队长毛宗良,第三中队长陈恩凤。9月13日晚复旦大学在登辉堂举行晚会,欢送农学院学生。9月19日,农艺、园艺、农化三系近600名师生,胸前戴着大红花,乘坐专列,携带有关仪器、图书设备,高唱着“山那边好地方……”,经过三天两夜的长途旅行,于21日抵达沈阳。同年10月,东北农学院的师生从哈尔滨到达沈阳,共同建立沈阳农学院。除钟俊麟任沈阳农学院副院长外,赵仁镕任农学系主任,章守玉任园艺系主任,陈恩凤任土壤系主任。

复旦农学院包括该院九三学社社员北迁沈阳,对辽宁、东北农业发展的贡献不可估量。

陈恩凤教授,带着学生们,在吉林前郭旗灌区蹲点十几年总结出盐碱土改良的理论及方法,让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25%的盐碱土改良得以借鉴。我国芥菜、苋菜分类研究的始祖,人称“榨菜毛”的毛宗良教授,为沈阳引种独行菜、榆钱菠菜、食用大黄及蛇瓜,在沈阳出版的《蔬菜名录》,是国内首部收集蔬菜种类最为齐全的资料。女教授曹诚英支撑着一身病体,到沈阳后改做马铃薯栽培研究,她的研究使沈阳地区马铃薯平均亩产由600公斤提高到了2000公斤。地道的上海人徐天锡教授首创的“北种南繁”成为北方育种加代的“芝麻开门”。谭其猛教授选育的“沈农2号”番茄,育成的60天还家、青帮河头等大白菜杂交品种,在北方推广种植近百万亩,成为北方人度过饥荒熬过漫长冬日的当家品种。育种专家龚畿道教授选育出的分枝大红穗,让大红高粱在东北土地上漫山遍野……

在复旦大学农学院北迁沈阳的这批九三学社社员中,钟俊麟这位南洋归国华侨、优秀留美学子,是我国柑桔科研机构最早的创建人之一。一方面是因为身体难以适应东北寒冷的天气,另一方面是为了实现从事柑桔研究的夙愿,他于1957年辞去沈阳农学院副院长职务,回到了南方。他先后担任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副所长以及之后的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副院长,兼任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副院长,后来又调任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除了曾参与筹备九三学社沈阳分社工作外,他也曾参与海南和广东九三学社早期组织建设工作。

陈恩凤在抗战的烽火中从德国学成归国,在钟俊麟离开沈阳后接任沈阳农学院副院长,以后又长期担任院长。他和钟俊麟到沈阳后不久参与创建了沈阳分社(今辽宁省委),并担任首任主委,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参委会副主任。他还曾担任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他是我国著名土壤学家、国内土壤学科第一位博士生导师,被学界公认为“农学泰斗”。鉴于其卓越成就,中国科学院上世纪80年代初曾建议评选他为学部委员(院士),后因学校未能按时申报而失去评选机会。

毛宗良曾在法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是我国园艺学界的一代宗师、国际知名园艺学家和园艺教育家,他和陈恩凤、章守玉同为沈阳农学院上世纪50年代评出的仅有的三名一级教授。徐天锡也曾留学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我国农学界曾一度掀起过“一边倒”的风气,但他敢于批驳李森林的错误观点,坚持摩尔根遗传学说,他也曾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钟俊麟、陈恩凤、龚畿道、马世均等后来都加入中国共产党。龚畿道是全国劳模,曾先后出席1956年第一届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以及1960年全国文教群英会,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他是治丧委员会成员,1979年作为上海农学院恢复创建期间引进的第一位高级农业科学家调回上海工作。马世均后来曾任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是中共十二大代表。谭其猛后来曾担任辽宁省蔬菜学会理事长、遗传学会理事长,沈阳市政协副主席。1983年谭其骧到沈阳和他相见时,他跟出生于沈阳的哥哥说,“你是生于斯,我是死于斯”,后来病逝并葬于沈阳。曹诚英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她与胡适的故事,孰不知她也曾留学美国,是我国第一位农学女教授,同时还是一位才华横溢、充满激情的诗人。她在南方研究棉花,到北方研究土豆,都卓有成就。她十分关爱青年教师和学生,曾任沈阳市政协委员,1973年病逝于上海,骨灰被运回故里安徽绩溪,家乡人为她立了一块朴素的墓碑,上写“曹诚英先生之墓”,今天已成为当地的旅游景点。

2019年4月,我去沈阳出差,特地抽出一个周末的下午,专程前往龙泉古园这一国家公墓,瞻仰了2011年建立的国内第一座名人碑廊——辽海名人碑廊。碑廊上铭刻着从古到今在辽宁这块土地上留下深刻痕迹的众多名人的名字。我粗粗看去,就找出了随复旦农学院北迁沈阳在2011年已经离世的8位九三学社社员的名字,他们分别是:钟俊麟、陈恩凤、徐天锡、毛宗良、赵仁镕、谭其猛、曹诚英、章守玉。我想,将他们的英名铭刻于此,既是对这些先贤当年义无反顾北迁沈阳的尊崇,是对他们为东北农业作出贡献的感恩,更是对当年他们爱国主义精神的追挽和弘扬。虽然一时我没能看到龚畿道、马世均、蔡希岳三人的名字刻在碑上,但我想他们对东北农业的贡献也会永远铭刻在人们心里。遥想当年,为了发展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农业科学和农业教育,复旦大学农学院北迁沈阳的这批九三学社社员,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克服诸多困难,毅然决然北上,去了临近抗美援朝前线的东北,并在那里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展现了九三前辈的风采。

探寻这批社员的足迹,记录和整理他们可歌可泣的故事,对于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和“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活动颇有意义。

(作者为九三学社上海市委社史与理论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企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张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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